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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军事】石海明、杨晓琳:颠覆性技术与国(2)

2017-12-14 10:09来源:网络整理

面对纷至沓来的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多项紧急措施,包括任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詹姆斯·吉里安校长为总统的科技特别助理;赋予国防部负责导弹工作的官员以更大权限;促使陆海空三军停止权限之争;修改原子能法以增强与友好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设置科学委员会。当然,除了这些间接补救措施之外,1958年2月,美国国防部签署了5105.15号指令,正式组建了专门针对航天项目的“预研项目局”,旨在加速美国军用航天计划进程,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使美国陷入恐慌与尴尬境地的事件。这个ARPA正是1972年更名为“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PAR)的前身机构。

站在历史深处,有时往往看不清历史事件的深远影响,在前苏联灰飞烟灭多年后的今天,再次回望那段历史,我们发现,当年“Sputnik-1”的成功升空,恰似一颗偶然送给美国的礼物,在恰当的时候点燃了美国人的危机感,航天领域人造卫星之“颠覆性技术”的横空出世,使得“苏联是否已具备直接攻击美国本土能力?”这一硕大的问号,在促使美国反省其军事战略的同时,也帮助其迅速建立了一套国防科研机制,DARPA的前身ARPA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近60年来,从ARPA到DARPA,虽然其研发重点随历史境况不同而在不断调整,但始终不变的是,它一直站立在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前沿阵地,凭借对创新“痴迷”般的执著及良好的运行架构,作为国防科技新概念的“摇篮”,为美军孵化出了诸多尖端武器装备。

(二)国家安全领域是大国战略竞争十分激烈的领域,为保障国家安全寻求突破性能力,必须强化对手意识。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在出席2015年9月9日至11日由DARPA主办的“未来技术论坛”时,发表了“创新与国家安全”的主旨演讲。其中,他专门强调了在国家安全领域必须高度关注对手的科技创新进展,防止其寻求不对称进攻能力。为此,他重点提及:“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军队的优越性并非与生俱来,也不会永远保持下去,我们必须不断进步。……其他国家一直都在努力追赶DARPA研发的前沿技术,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正在进行军队现代化以缩小差距甚至超越我们,体现在每一个领域,包括空中、陆地、海上、太空和赛博空间。”[i]为此,卡特指出,DARPA作为专门研究、捕捉、提出、推进具有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机构,必须紧盯对手,明确使命,应对挑战。

事实上,早在卡特发表这次演讲之前的2013年4月,美国防部长和DARPA局长就共同签发了《推进技术突袭: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变化世界中的使命》。这个战略文件,对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使命和职能做出新规定,确定“DARPA直属国防部,是国防部科研体系中的计划管理机构,其职能包括:调动公司、大学、国防部和其它社会科研力量开展研究;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技术研发项目,对潜在新技术和能力做出关键的早期投资;鼓励与众不同的思想,挑战现状,超脱或超越主流观点”[ii]。该文件还规定了DARPA未来三大战略目标,其中,第一大战略目标就是:为保障国家安全寻求突破性能力,关注潜在对手,通过支持研发“可改变游戏规则”的新技术,创造“下一代能力”,以便再次打破军力平衡,使对手来不及反应。文件同时规定,要以创新方式控制成本,尤其是要谋求增加对手的成本,控制己方的成本,进而提升科技战略威慑力。显然,在这里,美国国防部把研发颠覆性技术与成本战略结合起来,把节约化、经济可承受性提到战略高度,谋求通过综合施策全面超越对手。

(三)国家安全领域是与军事、战争关联度极高的领域,为赢得主动权,必须重视基于颠覆性技术的作战意识。颠覆性技术在实战中所展现出的特征只是技术创新的冰山一角,而其颠覆性的军事影响往往预示着未来作战样式的发展趋势。DARPA在技术创新上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其项目的研发不但蕴含了对技术发展走向的预见,也反映出对未来军事作战的超前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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